昨晚看新闻，杭州城管竟然将没收的鞋垫、气球与儿童电动车拍卖，此新闻登出，国内舆论哗然。杭州是国内财政富足的城市，竟然干出这等伤天害理之事，实在是匪夷所思。今日又看新闻，郑州的城管又掌掴76岁卖红薯的老人，事后城管队竟然还集体否认此事（
http://news.qq.com/a/20101111/001200.htm），两则新闻实在让人看到已然不只是气闷，而是绝望。作为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，恐怕都要对这种严重违背“以人为本”主旋律的“执法”行为绝望。
不是绝望其他，而是绝望于当下中国的地方社会及其管理者，城管执法如此暴力，为何还有人叫好？城管执法如此荒谬残暴竟胜于日本侵略军，是谁赋予了他们这样的权力？
回答这些问题前，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问题，城管与驻京办一样，都在中央没有领导机构。无论是公安局、武警，还是军队，在中央都有相应的管理机构，形成一套体系，然而城管这种类似于私生子加杂种的货色，在中央却没有主管单位，而是地方政府的“雇佣军”，按照我国现行社会体制，只要中央有配套管理机构的，就会有相应的规章、制度，譬如警察暴力执法，有公安部、中共中央政法委可以负责监管，地方法院判了冤案，可以提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，而且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都是受过高等教育，甚至是法律系、刑侦专业出身，并且参加过司法考试的专业人员——再纵观全国高等教育机构，有武警直属的高校，有政法大学、公安大学与各大高校的法律系。但是城管不然，地方城管哪里有受过像样教育的？全国哪里有城管大学？城管系？缺乏文化与理论的“执法”岂能长久？当打人、劫财变成常态时，受害者却无地方申诉，毕竟中央并没有“城管部”或“城管总队”作为一个省部级最高机构。
说难听点，地方城管几乎属于没娘的孩子，近似街头随便跑路的野狗，咬伤了人纵然也没有主人来负责。
当然，这些话或许苛刻。但是若是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看，城管是否真的可以取代“公物警察”的职权？他与警察的执法是否会产生冲突？如果真的城管可以取代警察的部分职能？为何又不将城管编入公安系统？
我想，大多数人都希望城管可以编入公安、司法系统，在着装上“由蓝变黑”，但是一旦编入了，地方的权力就会变小，这是很多衙门老爷们不愿意看到的。
不用怀疑，世界恐怕只有中国有城管，中国只怕当下有城管，古今中外，没有城管城市未必就不成气候，相反，有了城管，城市未必就真的被管理的井井有条。在一个法治的社会，具备法律强制力的是法院、公安局与司法局，而不是城管大队，城管大队并没有没收、打人的司法权力——暴力执法尚不可取，这等暴力执法的行为又由非司法系统的人员来实施，岂不是越俎代庖？
但是，随着这几年地方权力的增加，尤其以“卖地财政”发家的地区，地方权力越发膨胀，作为一个中央集权、且有着浓厚小农意识的国家，政权一旦下放到地方，这就会变成很可怕的事情，权力就会用多数人手里变成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手里，我们又会陷入“县官不如现管”的境地，更要命的是——“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”就会变成多数人的信条，一切明规则就会变成潜规则。城管遂成为了地方政府可以指挥的“编外武装”，毕竟军队、武警与公安甚至法院判案，属于“垂直领导”的体制，地方领导人都没有决定权，城管遂成为了他们手里唯一的一支“武装”。无怪乎一位美国研究中国现代史的朋友看到城管制服时感慨——怎么这么像当年吴佩孚队伍的着装？
说难听点，城管其实就是地方势力所潜在的“军阀意识”作祟，是地方势力向中央权力挑战的结果。你有武警，我有城管，你们司法，我执法，你们有枪，我们有人。这种思维，所伤害的是国家形象、中央声誉，也是整个政府的公信力。
城管也好，驻京办也罢，包括所谓的“进京维稳”、“卖地财政”、“暴力拆迁”等畸形行为，实际上都是地方权力过大导致的。当对策的力量大于政策的力量时，一切都会变成很可怕的事实，我想关键在于，如果地方权力能够被中央权力所约束，将“依法治国”与“以人为本”落到实处，这些令人愤概的事情至少都应该会减少许多。
当然，城管一时无法取缔，而且这些素质不高、作威作福的“城管队员”一旦释放到社会上，将会是社会的更大灾难，或许在中央设立一个“城管部”，使得城管成为公安的“预备役”，由全国人大颁布明文的“城管法”，将城管统一由中央进行垂直管理，在选人、用人上进行严格把关，将素质不高的队员重新培训、上岗，在制度上进行严格对待，使得城管成为形成“武警”之外、类似于当年“民兵”的另一支队伍，切实起到“维护秩序、辅助治安、服务社会”的巨大作用，我想，这应该是解决城管问题的唯一出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