星光大道上的琴声

一

一直都不怎么喜欢古典音乐的我，居然因为陈永明先生那本《在五线谱边缘》，让我喜欢上了马勒，西贝柳斯。

挚友刘芮伊奔波于流行歌坛之上，她不喜欢古典音乐，情有可原，据她所说是因为审美疲劳。而我对于古典音乐的拒绝，绝非是审美到了疲劳的地步。虽然曾经在四五年前也一度直逼发烧友的高度，整套大师级的歌剧镭射唱碟往书房搬，甚至还买了几十张所谓的打口黑胶唱片，到最后竟然是草草收场，不了了之。关键问题不是怕听不懂，而是怕没有耐心。

听古典音乐需要的是耐心，很强的耐心，而不是一时的激情。喜好冲动的人是没有办法欣赏古典音乐的，长期靠伏特加或二锅头举杯消愁的人，遇到甜醇的波尔多葡萄酒，就会觉得味同啜水，而对于一个多少年靠烈性卷烟过日子的大烟鬼而言，杜彭的哈瓦那雪茄或许会让他认为并不能过足烟瘾。

高雅的东西就是这样，你不可能上瘾，不抗拒就已经算是难得。

二

香港这个地方，去和不去是不一样的。

大陆写音乐散文的作家多，李岚清先生也写，文笔堪称上佳，但是文字中总是带着一丝学术气息，平添了许些阳春白雪的味道；肖复兴先生也谈音乐，写小说出身的他在文字中总是在不断地结构情节，最后不得不让读者去努力追寻着音乐的价值；而陈永明先生的文字却用着世说新语的笔触，将音乐史中的那些人和事娓娓道来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音乐是流动的，文字需要人的思想才能使其流动。前两位都是文学大师，可惜在他们笔下，文字变成了需要思考的符号，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，他们更宁愿选择一种轻松的阅读形式，比如说我。

香港人的思考方式是前瞻性的，他们能够敏锐的发掘文字背后所隐藏的细节，而这些细节又是大众所需要的。我们往往会驻足在这种细节与文字之间，然后因为文字的隔阂而拒绝，于是就拒绝了经典。

香港人热爱音乐，这是我想不到的。所以说去和不去有着很大的区别，去了才发现，香港人生活的主要元素并不是红勘的演出，也不是尖沙嘴的国际名品，不是沙田的中文大学，更不是九龙的煲汤和何文田的凉茶。

这些都是香港的标志，就像维多利亚港的星光大道一样，但是并不能将香港的一切都全部概括，香港是一个不断流动的城市，人流、车流、资本流动、思潮流动，生活方式流动……一切都是变化的，而在所有的变化中，唯一不变的，就是音乐。

因为音乐的本身就是变化的。

我终于明白陈永明先生是为何如此热爱音乐了，香港这个快节奏的生活，在浅水湾就能被岸上那一排排鳞次栉比的高楼所压抑，快艇愈发逼近，愈有一种紧迫的感觉，直至彻底靠岸，细长的高楼与密集的玻璃窗似乎告诉每一个访港的游客，这是一个绝对资源第一的城市，一个绝对利益化的城市。

但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，香港的温情，并非在短时间内能体会到的，即使是短时间，也需要凭借自己对于文化的敏锐性，抓住香港文化最脆弱的地方，然后发现文字与细节之间的桥梁，我们管这种对于桥梁的抓住，叫做洞察力。

洞察香港，是一件辛苦的事情，毕竟是对一个庞大文化结构的思考，这个思考的过程，很容易让人陷入迷失的境界。

之所以说去香港和不去香港有很大的区别，原因就是在于无论是福建人还是山西人，或是北京人上海人，不管是谁，一旦踏上了香港的土地，多多少少都会感觉到香港这个城市所携带来一种特殊的力量，有人说这个力量在九龙的茶馆，也有人说这个力量在尖沙咀的北京一号或是半岛酒店，其实都不是，马路上匆匆路过的，只能算是行者，经典的东西，从来都不会这样匆匆，比如说西贝柳斯、卡拉扬或是瓦格纳。

三

在香港的最后一天，决定去星光大道。

研究电影戏剧的人不去星光大道看看，不算是耻辱，至少也算是无知。香港电影史一直都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自由表达，可惜没有了政治束缚也失去了文化的制约，商业气息太浓的片子一部一部组成了从黑白到彩色的繁芜史册，没有巴赞、没有库里肖夫这些晦涩但是不朽的名字，但是翻开香港电影史，却能迅速地找到陈宝珠、白燕这样一些近似乎老熟人的名字，虽然这些人在很多人看来浅薄无知的名字，却能组成一部百年的电影史。

我们常说，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说，但是我们又能评说前人多少？屈原、苏轼、王阳明，我们又能如何去评价他们？不朽，还是速朽，我们哪里又有资格去言说？毕竟创造人的是历史，评价人的也是历史

所以我们只有欣赏的份儿，谁枉自评价，谁就是妄自菲薄，谁就是无知。

星光大道位于维多利亚港岸边，很多明信片关于香港的建筑群——比如说中银大厦都是在这条大道上拍摄的，这条路风景很一般，但是这条路对岸却是亚洲地区城市风景的圭臬之品，于是这条路上也就云集了大量的游客，大家端起相机纷纷瞄准千米之外的对岸，确没有几个是在马路上拍摄风景。

这条大道原本的价值是联通红勘与尖沙咀的一条马路，2004年，特区政府拨款在这里兴建了这条表彰电影艺术的观景马路。香港面积不大，但是名人极多，尤其是演艺界名人，可以说是不胜枚举，影星到了香港，也就成为了普通人。2月1号我在尖沙咀闲逛，忽然看到几个衣着明显异于常人的人在马路上走秀，举手投足都衬托出不同的气质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香港颇有知名度的制片人甘国亮与内地名模胡兵，他们一起在海港城庆祝DOLCE&GABBANA新店开业。几个记者捧着相机一路追踪，这种镜头在内地倒是很难遇见。但是到了香港，却成为了司空见惯的场景。

在很多外人看来，香港就是浮躁，而这种浮躁与内地各种所谓的红人绿女又有着截然不同，就在浮躁的香港乐坛影坛的不远之处，便有一所世界知名的香港中文大学，而在中文大学里面，生活着一位举世闻名的学术大师，他的名字叫饶宗颐。

建设这条星光大道，就是饶宗颐先生当年的提议，这个提议很有个性，也很值得回味。从当年的影后胡蝶到当下的歌坛红人Twins都必须在这条大道上留名，前者可以做我们的祖辈甚至于我们的曾祖，而后者近乎于我们的姐妹，甚至辈份更小。一个九旬老人，为何会如此热衷于这样的活动？

谁曾想到，饶宗颐先生曾有一得意高足，也是这个活动的提议者之一。饶宗颐先生曾称其为“年轻的后现代猛将”。前些年，这位“猛将”不幸驾鹤西行，饶老先生闻此消息几乎一病不起。所幸的是，他在临终之前已经看到了这条星光大道的落成，并为之到场祝贺。

这位英年仙逝的“猛将”，就是香港影坛的音乐大师黄霑。

前日在山东的一家电台，我收听到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撼的节目，就是将二十五年香港音乐做了一个总结，主持人杨樾先生说，在这二十五年里，有人留下，有人走了。很多媒体纷纷效仿这类盘点形式，站在四分之一世纪上，我们回头，太远的事物已经丧失了感觉，唯独身后刹那的风景，似乎最美。在一个商业化的世界里，陌生会成为流行，而流行又势必会成为经典，经典不久之后也就消解为了记忆，记忆自然而然也就重新回归为了陌生。

很多娱乐并不是代表娱乐所传达内涵的本身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风景，从那个时代走过的人，我们会因为时代感而觉得流行肤浅，嘲笑自己所在的时代，几乎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爱好，但是他们还有一个嗜好，叫做怀旧。香港的知识分子先知先觉，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，于是他们都不会轻易地否定娱乐，戕杀流行，他们知道，迟早有一天它们的行为会被后人认为是抹杀经典的刽子手。

我们须知一点，那就是当年关汉卿、王实甫的作品亦是被所谓的卫道者所封杀，留下后来者空对《录鬼薄》与《南词叙录》中的剧目名称，几个世纪皓首穷经地去追寻残本。

文化与娱乐，似乎是两条平行线。不止一次，就有自封的一些文化批评家认为我的《大国小城》邀请到娱乐界朋友撰写评论是文化之耻辱，更对某些娱乐界朋友著书立说更是嗤之以鼻。这些人始终都未能摆正一个心态，那就是所谓文化，也是娱乐的一个重要组成；所谓娱乐，也是文化语境下的一个产物，谁也不能妄自菲薄对方，谁也不能离开谁。

最高端的文化，便是娱乐的经典。

早在半个世纪之前，世界级文学大师玛拉沁夫先生就创作出了蜚声世界乐坛的名曲《敖包相会》，时至今日，这首歌被刘德华、郑少秋，甚至蔡琴等港台歌手均登台演唱过，但这并不能削弱这首歌的文化地位；比如说，饶宗颐先生不但执世界东方学研究之牛耳，更培养出了黄霑这样的流行音乐大师，亦是了星光大道的主要提议人之一。再比如说，香港歌王黄凯芹，也写出了当年名震文坛的小说《缱绻塘西》，台湾的音乐教父罗大佑凭借《昨日遗书》，在华语散文界也应有一席之地。这些，谁是文化？哪些又是娱乐？

再说刻薄一点儿，当年卡拉扬的柏林爱乐乐团，程砚秋的程派老生，关汉卿的《单刀会》，瓦格纳的歌剧以及库里肖夫的蒙太奇艺术，谁在刚出来的时候不是被所谓君子嗤之以鼻的“市井流行”？

评说经典，只能是历史，是非功过，后人并无权询问。所以说，当年说“流行”的人，是清高的无聊；后来说“古典”的人，则有些近乎舔肥的无耻了。

四

星光大道很长，隔岸是香港，两端也还是香港。

不像澳门，走到凼仔的填海区就可以和对岸的珠海人打招呼；也不同于新加坡，站在樟宜机场，就几乎等于已经出国。

这样的环境，套用一句俗话，就是“很香港”了。

街道上都是各种事关电影的雕塑，人物塑像，地面上镌刻着各种各样的人名，毫无疑问，这些人名都和电影史的发展有关。再往两边看看，左边是香港艺术馆，右边是茫茫大海，远处就是气派的香港式建筑。海风吹来，也还倒是能寻的着嘎纳或是夏威夷电影艺术广场的味道。

其使我们无需寻找替身，也无需仿制，香港就是香港，本来就是电影史的一个亮点，也是世界艺术版图上的一个重镇。谈论世界艺术发展史，特别到了二十世纪，是没法不谈香港的，香港的电影，戏剧，甚至文艺理论，都非常有代表性，再加上有中文大学、城市大学、港大以及浸会大学这几所令人称道的高等学府，香港在世界上的学术地位，也就自然不言而喻了。

香港的娱乐发达，乃是源于其文化地位卓尔不群，其文化地位又是其教育发达导致的。切莫说香港的大学已经超越大陆办学，就拿香港的中学来说，都是了不起的教育，都是了不起的文化世界。

就在星光大道入口的地方，我瞥见了一个简陋的舞台，但是位置非常不错。能在这里搭建舞台，换了大陆的中心城区，不是电脑手机化妆品这些奢侈品的新品发布展销，就是一些不入流作家或是网络红人们的签售。我认为只要是娱乐，都喜欢这块阵地，毕竟娱乐靠的是一个人气，无论是真娱乐，还是虚伪的作秀。

就在演奏台附近，有一个简陋的演出节目表，节目表就是这两天的，上面分明地写着，2月2日，下午五点半有一场交响音乐会，属于义演，演出单位是香港嘉诺撒圣玛丽书院，这所书院在香港排名十五名，应该属于中等，好在香港没有所谓的重点次重点之分，所有书院的学生无论是在待遇上还是在社会声誉，都是平等的。很多高中都是教会主办的社会公益书院，这些书院非常有味道，也各有所长，很难说孰优孰劣。

我粗粗看了一下，这些活动都是义演，并不会收取任何费用，也不存在哪个企业冠名，而是基督教会所举办的民众活动，音乐本身是没有立场的。场合不同，用途不同，也就让它有了立场，有了利益的方向。这种搭台而建的表演，目的动机都很单纯，孩子们的手，学校里的乐器，古典的乐谱，哪里和商业化也沾不上边。

随便了解了一下，来演出的孩子既不是被权势所强迫，也非利益所驱使。在香港，很多高中都会应学生们的要求来联系社会上的一些机构，为他们提供工作的场所。比如说演奏古典音乐，在敬老院做一年的义工，以及清扫马路，协助警察维护治安等义务工作。象嘉诺撒圣玛丽书院这样在全亚洲都有知名度的百年名校，教学设备也相当全面，并且在文艺界享有非常不错的口碑。粗粗翻了一下它的简章，十五年里面就培养了樊亦敏、何嘉莉、郭羡妮等一批文艺界、娱乐界知名人物，自然而然，这样一所学校肯定就会选择一些文艺气息较浓的社会活动。

在游客云集的地方，由高中生乐队集体演奏古典乐，这在很多地方似乎是不敢想象的。且不说来来往往的游客是否会给这些孩子们白眼，如此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，在这样人来人往的地方演奏，凭借几个孩子想让经典变成流行，我认为可能性几乎为零，既然没有听众，又何苦做这样的差使？

想起香港人常用来比喻在大众氛围内进行小众艺术而说的一句话——“庙街里唱南音”，忽然发现，这句话放在这里是再也合适不过了。

五

“我们不需要听众。”

这个答案太让我吃惊了。

我问了几个匆忙搬运乐器的女生，她们手臂下夹着一册册的课本《中国语文》以及练习册，我要来一本，里面密密麻麻做满了笔记，一看就不是平时荒废学业的学生。这个女生拿着好几种乐器，她告诉我，她不需要听众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因为我们的父母都过来了，他们很关心我们的演出，还有就是我们都是爱好古典乐的学生，学校让我们来演出，我们都好高兴的。”

征得她们同意，我走进了正在布置的会场。一个模样象老师的人走了过来，礼貌地问了我的来历，然后很谦恭地告诉我，他们香港的学生都不爱“学习”，“不能和你们大陆的学生比啦，我们都不怎么会考试，你们大陆的卷子太难了。”

在那样的场合下，我不能说太多，况且时间有限，我只有礼貌地笑了笑，然后听那个老师继续说：

“在我们香港啦，我觉得教育制度是比较健全的。教育一个学生，首先要让他有仁爱之心，然后告诉他怎么去选择自己的道路，如何去服务社会，如何去服务国家，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品德啦，有公民观念啦，其余都是心智决定的，只有品德是一，后面成绩啦，表现啦，都是零，没有一，再多的零也没有用。音乐啦，这个东西很好的，可以平心静气，让学生很好的反思，思考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示意他观点的正确性，对于中国教育体系中缺乏基本的道德教化，业师肖雪慧教授早就阐释地一清二楚，倒是惊讶于这位香港老师，他能够在对学生的教育中寻求到音乐这条道路，确实十分难得。我看香港人遵循传统，倒不是体现在拜观音财神，喝凉茶煲汤这些表象上，而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早已被民族传统的思想文化所渗透。

有谁知道，在香港流行文化的旗舰上，有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对音乐做出这样的诠释，我相信这个声音绝对是不止属于他一个人的。

离开星光大道，是在一个暖冬的下午。

五时三十分，转身的那一刹那，浑厚的大提琴声就在身后响起。

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正是那首名叫《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序曲》的歌剧，作者就是格林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