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北大不让旁听”的本质问题何在？

近日，“北大不让旁听”事件在各大媒体闹的沸沸扬扬，对于北大这一做法，媒体与广大群众的观点贬多于褒。北大为何抛弃了一百年来的旁听传统？在这个“北大事件”下，又说明了什么问题？

著名学者赵毅衡先生在新著《有个半岛叫欧洲》中如是比较：“北京八百万人口，只有两家公共图书馆；而在英国，每一万居民，有一家图书馆”。在这个表面之下，“北大事件”实际上隐藏的是中国公共资源的严重匮乏这个老问题。在中国的文化资源层面，这个问题尤其暴露地明显。中国图书馆的人均拥有率只是世界平均值的千分之一，在中国，出版社、报社的人均拥有率也是低的惊人，就连在非常普遍的、面对民众的文化讲座，在中国举办的次数也是西方的百分之一。这就不得不迫使一部分求知欲望很高的人去大学图书馆看书，去大学讲堂里蹭课。用北大的话说，这些事情就是“社会闲杂人等占用了教学资源”。

就整个过程而言，北大没有错，的确，只能容纳几十人的教室，由于扩招已经是人满为患，我所就读的本科、研究生的院校，无不是为了提高教室的占有率而延长上课的时间，社会人群再一涌入，正常的教学秩序肯定要被打断，一系列正常的教学、科研都无法顺利进行；但是反过来看，旁听者也没有错，宪法规定，每一个公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力，大学正是给公民提供教育资源的地方。两相比较，究竟谁错了呢？

其实谁也没错，或是说争论谁对谁错并不重要——关键在于“北大事件”背后反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？公共资源的缺乏，导致了公民权利的旁落。文化资源是一个民族强盛、兴旺的动力，只有文化繁荣，才能有创新意识，目前公共资源缺乏到这个地步？我们该怎么办？我想，需要去面对，去解决的，应该是——在公民社会里，如何才能尽最大可能的建构一些关于公共性的东西？

三十年前，广大群众是找不到吃饭的餐馆，找不到买衣服的商店，现在各种酒楼、专卖店数不胜数，这是改革开放导致物质的繁荣；三十年后的今天，北大的这道禁令，说明了中国的广大群众开始自主地进行了精神生活的需求，“北大事件”暴露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矛盾，依我看，这是一件好事，在这件事情之后，如何协调公共资源里的精神文化资源，应该会被摆上国家大事的议事日程。

马克思说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；管仲说，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；党的十七大号召，要在经济发展之后增强文化这个“软实力”——这就是一个好的兆头，“北大事件”给咱们提供的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讯号，咱们要重视精神文化这个公共资源了，高速公路、公园、购物超市建成了，博物馆、图书馆与文化讲座这些东西也是必需的。

感谢“北大事件”，因为发现问题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更好的解决问题。